11岁的男孩小林（化名）刚刚出生不久，父母就离婚了，他一直跟随母亲、外公和外婆生活。父亲经常拖欠抚养费，外公外婆已年老，没有经济来源，并且经常生病，亲戚朋友也已多年不来往。母亲因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他，加之自身工作压力很大，就经常酗酒，稍有不顺心便打骂他。小林从小就受尽冷嘲热讽，说他是“没人要的野孩子”。慢慢地小林变得不爱说话，表现得没有自信。

上学后，小林很少和班里的同学、老师交流，久而久之，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脾气暴躁，他无心学习，有时还损坏同学或学校的东西。学校把他在学校的情况告诉母亲，又招来了母亲对他的又一番打骂。小林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后来被社区的保安找到送了回来。

7月15日，在江苏省南京市举办的首期社区儿童保护社会工作者培训班里，主讲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教授正在引导来自湖北省荆州市和江苏省南京市民政系统、救助管理机构、试点街道社区、学校、社会组织的有关负责人、社工和工作人员共40余名儿童保护社会工作者，就小林的案例进行讨论：像小林这样的孩子显然非常需要除了监护人以外的来自社会的关爱和保护，可是由谁来保护他们？通过哪些方式来对这些孩子进行保护？

这是救助儿童会支持民政部开展的国内首期针对社区儿童保护社会工作者的培训。2014年初，救助儿童会与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推进建立以家庭监护干预为核心的困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模式，并选定了4个未成年人保护试点地区进行重点支持。探索建立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模式，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社区儿童保护社会工作者，从而整合社区资源及时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务正是这一试点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此，救助儿童会专门邀请童小军教授组建专家团队，编写社区儿童保护工作者培训教材，并从今年7月起，陆续为4个试点地区的社区儿童工作者提供6期由浅入深的社会工作专业培训。

在从7月15日开始的为期4天的培训中，童小军教授主要围绕开展如何搭建社区儿童保护平台展开。面对40多双基层社区儿童工作者的眼睛，她首先指出，对于那些家庭监护存在伤害儿童风险或者已经不能为儿童提供足够的照料和保护的情况，儿童保护机制需要具备在社区主动发现的能力，而不能等着孩子自己来求助，也不能指望父母自觉忏悔。她进一步指出，社区的儿童保护不能通过个人来实现，而是需要通过社区居民、机构以及政府联合起来搭建的儿童保护平台来实现，再通过社区儿童保护社会工作者整合社区资源来对儿童进行保护。因此，社区儿童工作者需要熟悉社区资源，了解案主即儿童的权利，知晓不同机构和系统的政策与运作程序，还需要熟练掌握各种服务方法和技巧等。“所以，社区儿童保护社会工作者不仅是社工，还是咨询者、资源整合者、倡导者、促进者、联系人、协调人、调停人、经纪人。每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儿童的情况不一样，为他们提供的服务也应该有所不同，因此需要社区儿童保护社会工作者通过社区儿童保护平台，在社区内入户走访，进行社区调查，为儿童开展个案管理服务。”童教授说。

此外，童小军教授还为大家讲授儿童权利、儿童保护的基本知识、社区儿童保护服务框架搭建、儿童保护服务个案管理模式以及社区儿童保护服务的人员队伍建设等内容。她在讲解中从儿童权利的视角出发，介绍了社区儿童保护体系的设计原理，并将儿童利益最大化等原则充分融合于整个培训中。

在4天的培训中，学员们通过大量的小组讨论和案例分析，积极参与讨论和分享。“通过学习，儿童保护的理念已经深入我的心中，我觉得自身儿童保护的能力也得到了提升。”一位学员由衷地说。“儿童保护社会工作者一定要有‘神经质’一样的敏感性。”“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专业的儿童工作者，一定要扮演专业的角色”“我们这一批人将是中国儿童保护的先驱”等，这些在培训中出现的令人印象深刻、同时鼓舞人心的话，让学员们在开怀大笑的同时，也不时陷入沉思。一位来自湖北荆州的学员在总结学到的新知识时，还反思了儿童保护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并与大家展开了讨论。比如，在当前环境下，机构社工是否具备承担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的能力？童小军教授认为，在目前阶段，我国社工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都有待提高，也正因为如此，参加首期儿童保护社会工作培训班的学员们作为国内第一批儿童社会工作者，肩负着未来儿童社会工作建设和儿童社会工作职业制度建设的重任。

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程福财教授也应邀为学员们开展了“建设以‘家庭监护干预’为核心的新型未成年人社会保障制度”的主题讲座。

此次儿童保护社会工作者培训是该系列培训的第一期，在未来三年中，救助儿童会将对同一批社区儿童保护社会工作者开展共6期社会工作培训。培训将在江苏南京、湖北荆州、四川仁寿和贵州凯里4个试点地区轮流进行，计划三年内培养近200名专业的社区儿童社会工作者，他们将有望成为社区中的专职儿童保护社会工作者。

（摄影/周才秀）